普惠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困惑和探究 驱利性VS弘义性

杜晓山   来源：中国小额信贷联盟

      2015年8月24日，《金融时报》第九版理论周刊刊载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教授所撰《普惠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困惑和探究驱利性VS弘义性》一文。联盟现将文章进行整理，内容如下：

　　对一个小额信贷机构和普惠金融体系的评价要同时考核它的社会业绩指标（社会绩效）和业务业绩指标（财务绩效）。对开展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活动的机构，要有一个对其业务（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双底线、双考核、双评价的要求。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发展已取得重大成就，然而改革发展的新挑战和瓶颈依存，农村金融，尤其是农村普惠金融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中薄弱的环节。从本质上说普惠金融是强调金融要为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服务，并应将其融汇到主流金融中，使其成为完整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笔者的认识，简单的理解和概括，农村普惠金融的涵义就是为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提供适宜和有效的金融服务。

　　对理性经济人理论的批判——普惠金融的理论依据的思辨

　　（一）问题的提出和问题产生的原因假定。人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往往是商业性金融不愿意或勉强做或做不了小额信贷和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当然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有社会责任心有社会情怀的商业金融机构这方面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商业金融往往会忽视或回避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有专家认为：主要是其面临信息障碍；成本障碍以及重抵押担保的障碍，这些理由是对的。不过这解释不了以下问题，即像有的农商行和农信社的同事说的心里话：我们内心也愿意为农户服务，然而我们的商业大股东要求我们保证他们的商业回报率，多做大业务，这是我们面临的矛盾和困局。笔者认为，商业金融普遍存在的问题再深究下去，还需要从思想深层和指导理论上寻找根源。最深层次的原因或原因之一是其根本性的认识和理论指导可能出了偏差。认识和理论的不清醒、不自觉，会导致实践行为的摇摆、不坚定或者错误。人们对商业金融在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实践上的摇摆表现和如何解决相关问题，常感到迷惑和困惑，可能这与诸多商业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终极目标这一动因分不开，亦即与接受或信奉“理性经济人理论”（或称“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的思想理论分不开。所谓“理性经济人理论”，强调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动机是谋求私利，并且个人谋求私利的活动将会自动地增进社会福利。

　　本文想要重点探究的就是被许多人奉为“圣明”的“理性经济人理论”的局限性以及以它作为经济发展理论指导现实经济实践所产生的两面效应，尤其是对践行普惠金融的消极影响。学术研究应是开放的、求实的，广开言路、百家争鸣是健康有益的研究氛围，是推动学术研究深入探究和发展、寻求真理的有力手段。笔者愿以这种态度与有兴趣探讨此议题的人士商讨我们当前所面对的、在普惠金融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困惑，尤其是驱利性与弘义性的利弊、对错及相互关系。

　　（二）国外穷人银行家与穷人经济学家的相关理论。国际上著名的穷人银行——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创办者尤努斯教授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对人性的误读。在当前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中，经营企业的人被描绘成一维的人，其唯一的使命就是利润最大化，而人类理应一心一意地追求这个经济目标。这是对人类极其歪曲的描述，稍作思考人们就能看到，人类并非赚钱机器。关于人类的基本事实是：人是多维度的，他们的幸福有多种源头，而并非只来自于赚钱。

　　尤努斯认为：“这种对人性的歪曲认识是导致我们的经济思维不完整、不精准的致命缺陷。……我们必须将经济理论中的单维度人换成多维度的人，即同时具有自私和无私特质的个体。当我们这样做之后，商界的景象会立即为之一变。我们会看到社会需要两类企业：一类为了私利，另一类则致力于帮助他人。……我把基于人性无私这种特质的第二类企业称为‘社会企业’，这正是我们的经济理论所缺失的。”

　　我们再看一下印度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思想学说。阿玛蒂亚·森认为，发展是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关注现实的人”，具体说是现实人的自由发展。这种经济学逻辑前提的设定明显地比照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前提——理性经济人的缺陷和不足，所以阿玛蒂亚·森说理性经济人像“跛脚的驴”。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者视野的只是交换主体的逐利动机和行为，至于与此密不可分的其他因素则被这种狭窄的视野虚无化。森认为，经济学应关注人的生活质量。而效用、财富、效率等都不能与生活质量处在同一逻辑层面上。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出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主流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学说的曲解，其二是生吞活剥地套用达尔文的生物学进化论。主流经济学推崇和独尊经济学的工程学根源，厌恶和舍弃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结果导致主流经济学有极其严重的“人学”贫乏症。

　　阿玛蒂亚·森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内容异常丰富，绝非仅仅效率一个方面能够概括和表达。第一，市场经济体制的灵魂和核心是自由。这里的自由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等诸多方面，与此相对应，效率只不过是自由的一个结果，它为自由服务而非自由服从于效率。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需要智慧、勇气和良知的社会安排，它由三个核心因素构成：经济运行体制、政治法律制度的规定和保障以及由经世致用的价值观体系来加以维系。第三，市场与国家并非只有相互冲突的一面，此外更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冲突或相辅相成的原因在于国家的性质。第四，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国家不是必要的恶，而是它须臾不可分离的前提条件。

　　（三）国内一些学者的相关理论。笔者也注意到，我国学界也有不少的专家学者已对“理性经济人”理论的偏颇予以了批驳。在此，摘引一些学者的相关观点和论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研究员提出了“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命题。他认为，依据人类实践和问题导向，并受马克思的思想启迪，必须确立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即“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或称“己他双性经济人假设”），其方法论和哲学基础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为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它对应“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也包含三个基本命题：一是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二是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三是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广东省委党校郑志国教授充分肯定了程恩富教授的双性经济人假设。认为这一假设力求全面反映经济主体行为的利己和利他双重动因及其关系，合理解释理性和非理性两种状态，统筹考虑社会利益最大化和个人合理利益最大化及其制度条件，对经济人的利益关系和行为方式做出新的设计。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辩证法、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中的一些观点与方法，构成双性经济人假设最重要的理论依据。该假设与可持续发展要求高度吻合，由利己主义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倡导利他行为。现代社会要求经济主体兼顾利己和利他，提高理性水平，转变行为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春学研究员认为，经济学家都普遍认识到, 即使仅仅从经济的动态效率角度看,经济人模式所不能解释的那些因素(例如,出于理想信念、归属感、正义感的行为) ,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地,不能把自身利益的极大化视为是唯一符合理性的, 而追求其他目标( 如公益精神、群体团结等) 就是不理性的。在一个纯粹的经济人社会中,诸如搭便车、囚徒困境这类的问题,就必定会使交易成本极高,最终使市场制度不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要把这些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之中,无需否定但要超越经济人。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严格方式纳入经济学的分析逻辑之中?

　　杭州商学院会计学院刘海生认为，“经济人”与“有限理性经济人”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经济假设，在这两个假设中，人是“同质”的。然而“同质”的“经济人”假设是不符合现实的，因为现实中的人既是异质的又是同质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高嵩认为, 经济人假设关注个人的利益目标及实现目标的能力, 而马克思在刻画个人时还特别强调了社会关系对个人行为选择的约束。

　　厦门大学经济系庄宗明教授认为，“重新理解人”，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这要求我们把“人”拉回到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结合社会、文化、历史、制度、心理深入理解人，从而深化对经济学的研究。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随时欢迎其他学科的参与，只要他们带来真知。如果我们能够容忍理论界的暂时混乱，如果我们能够鼓励多种方法、多角度研究的进行，如果我们立足创新但并不排斥，大力引进但不迷信，我们或许可以在未来收获一个更为成熟的中国经济学，或称为经济学的中国流派。

　　小结与思考

　　就笔者自己的认识，以上各方对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理论依据的阐述，可以看出，这些理论本身就是多元的、多维度的、有差异的，也是极有启迪和探讨价值的。再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说，微型金融、普惠金融要在政府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化操作，走保本微利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也是理论多元性的又一例证。潘功胜的观点与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的追求（以服务弱势群体为宗旨，同时追求机构自身组织上和财务上的自负盈亏和可持续发展）相近，试问福利主义金融和商业性金融能接受这一观点吗？在贯彻发展普惠金融的实践中，我国是否能真正以此作为指导原则呢？而且，既然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组织在我国已有20年的历史，为什么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解答和探求。

　　走保本微利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以笔者的理解，对普惠金融而言，实际是既不主张补贴式的政策性（福利性）金融，又不主张商业利润最大化式的金融，而是要兼顾金融供求双方利益的平衡；金融供给方兼顾自身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间的平衡；也是本文讨论的驱利性和弘义性之间的平衡。

　　尤努斯的上述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是相似的、一致的。尤努斯的理论可能比目前人们看到的其他各种西方经济理论更鲜明透彻，更有震撼性，值得我们深思和进一步的探求。阿玛蒂亚·森的理论也是入木三分、独树一帜的。这二位穷人的银行家和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反潮流理论及我国一些专家学者的理论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市场规律不唯用于自利或利己，亦可用于利他。先公后私、利己与利他兼顾，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温家宝总理也说过：“亚当·斯密写过两部有名的著作，一本叫《道德情操论》，一本叫《国富论》。《国富论》是讲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道德情操论》中有一段话很精彩，他说如果社会财富只聚集在少数人手中，那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必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的，所以要讲公平，要把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价值。”这也说明，即使对西方经济学鼻祖的理论也被人有意无意地进行了不完整的传播或歪曲。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学论述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与小额信贷（微型金融）和普惠金融理论有更天然的内在关联，因为小额信贷（微型金融）和普惠金融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公平正义，强调金融也要为无资本或少资本的劳动者提供持续的适宜的有效服务。

　　对偏颇的“理性经济人”理论的批判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因为在我国的现实经济领域，无论对政府和监管当局，还是商业性企业，或是教学和学术研究界，以致社会公众和媒体，都应该进行认识、理念和理论上的梳理或纠偏，不应再像过去人们经常看到的现象那样，把商业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社会责任和道德视为是正确的、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的、天经地义的。

　　至此，本文讨论的所谓的“驱利性与弘义性——普惠金融的实践困惑和理论探讨”的议题是否理出点头绪了呢？而且至此，我们是否已把对“理性经济人理论”批判提升到一个认识的新层次、新高度，即我们应有我们自己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我们应有自己的话语权。

　　我们应承认世界、社会和人的多维性，而且，不同的机构和人群的追求不同。对他们的各种合法合理要求应予以尊重和保护，政策也应不同。同时，还应有正确的法规、经济、行政和舆论手段的引导和要求，尽可能多地聚集社会的正能量。即使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金融，也要倡导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对其在道德和政策方面的合理要求。

　　在讨论商业金融面对的驱利性和弘义性的矛盾和倡导两者的平衡后，合作金融在普惠金融中的作用和意义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从驱利性和弘义性的矛盾角度看，合作金融相对于商业金融而言，则优势大得多。因为，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受益者是同一主体，基本没有像商业金融那样金融供求双方两个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就我国目前农村金融结构的完整性和互补性看，有必要补上合作金融不足的短板和解决现有的所谓“合作金融”乱象丛生的问题。同理，对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组织的发展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在讨论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体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国际主流观点是既反对长期依赖补贴式的做法，又反对过分商业化（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也就是说应为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同时追求机构自身组织上和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值得倡导和践行的。简言之，对一个小额信贷机构和普惠金融体系的评价要同时考核它的社会业绩指标（社会绩效）和业务业绩指标（财务绩效）。对开展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活动的机构，要有一个对其业务（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双底线、双考核、双评价的要求。